日前有网友爆料，广西柳州市高级中学为家长推销一款某品牌定制机型。该手机自带“管理平台”，可实现对学生的四大管控，包括时间管理、网址管理、学校资源共享及记录违规行为。对此，校方表示，此举源于家长诉求，家长要求对学生使用手机加强管控。学校未与厂家达成协议，不参与任何收费，也不强制购买。
5月13日，当地教育局通报称已经启动调查。手机品牌方也随即回应，对此毫不知情，管控平台是第三方软件公司应校方要求开发。
“不强制购买”几乎是类似事件的标准回应。从最初的教辅资料、校服到后来的电信服务、电子产品、在线学习APP，再到如今的所谓“管控平台”“定制手机”——家长需要和自愿购买，仿佛成了类似推销行为在校园开疆拓土的“保护罩”。
问题是，涉事学校允许公司进入家长会推销，即便此举背后没有利益输送，在事实上也可能形成为推销行为背书的效果。加之家长会的特殊环境，这很难说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家长们购买这款手机，恐怕也难说是出于自愿。
另外，根据“管控平台”的功能介绍，“学生使用手机出现违规行为，系统会记录”，如何界定违规行为、对学生使用手机实时管控是否涉嫌侵犯学生隐私，对此校方也应有边界意识。无论如何，不能为了管控方便，就无视学生隐私。
商业进校园，社会诟病已久，一直都被视为教育领域的不正之风，但屡禁不止。去年教育部专门发布《关于严禁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国各地教育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
商业进校园更深层次的问题，恐怕还是手段本身所具有的非公平竞争特征，其营销行为不是建立在公开、平等的基础上，而是带有变相圈地甚至商业贿赂的性质。所以，针对商业进校园，还需要“双向治理”，同查同惩，设置不良商业竞争入侵校园的隔离带。
一方面，进一步厘清校园与商业广告、商业活动的关联责任，从纪律上划出明确的禁区，坚持“零容忍”；另一方面，针对商业进校园，从法律上廓清模糊地带，对营销的方式与行为予以准确定性，划出清晰的红线，遏制针对校园非法定向营销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