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shore Incorporations Ltd首席执行官马丁·克劳福德（Martin Crawford）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正成为亚洲在岸、离岸两界的桥梁。此趋势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成因，说明所有国际金融中心必须重新审视其在日渐复杂的离岸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国际金融中心的常态似乎是不断变化。在这个靠声誉（比如高效、监管灵活性，低成本以及高水平服务）立足的行业，各个司法辖区处于维持竞争力的压力之下。近年来，因政治不稳定、疏于立法等因素，某些金融中心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导致被它人赶超。
谋求更大税收透明度的新动向，从根本上改变了竞争格局。各个辖区，特别是那些基于零税收政策而兴起的辖区，必须拷问自己，怎样能够在一个信息交换力度更大的时代里与时俱进。对服务供应商而言，他们需重新定位久经考验的结构，以在客户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之间取得平衡。
行业正在变化，“离岸”一词在某些情况下不再能够如实反映卓越的结构或辖区的市场策略；投资者也持越来越开放的态度，把在岸元素纳入其业务计划。
在亚洲，作为整个行业的主要驱动者，香港和新加坡在新环境中独具优势。他们不仅是具备完善友好税收政策的离岸金融中心，还以强劲的在岸金融服务著称于世。
因此，香港(注册香港公司)和新加坡(注册新加坡公司)代表了在岸界和离岸界的桥梁——半规划、半自发地成为亚洲的“中岸”司法辖区。
香港和新加坡已在金融服务行业中占据有利地位。如同许多其他管辖区，它们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体系，高水准的服务，相对高效的官僚机构和具有吸引力的税收政策（尽管它们是低税区而非零税区）。但香港和新加坡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真正的贸易中心：他们的金融和物流网络延伸遍布于世界各地。
其他国家都希望与香港及新加坡开展商务往来，这也解释了为何他们能比较轻松地缔结诸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此类协定是当前各个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卖点。
另一个衍生优势是人才。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优势转化为更好的收入和更高的生活水准。只要他们继续成为亚洲领先的生活和工作之地，就能一直吸引专业的工作者。离岸服务提供商、财富管理公司和私人银行对亚洲市场的关注程度开始提高，并在各地设立办事处，从上海到孟买到马尼拉——但上述地区还无力承担区域总部之职。
重要的是，这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香港和新加坡有其各自的竞争优势——前者拥有中国大陆渠道和对冲基金，后者拥有私人银行和资产管理——要说有什么区别，他们的业务以地域而划分：香港雄踞亚洲北部，特别是中国大陆，而新加坡占据亚洲南部。
同样，这两个辖区的崛起并不会以损害长期税收为代价而中立离岸地。
瑞丰集团最近委托进行了一项在亚洲业内人士中进行的调查，名为离岸2020：靠近亚洲，以了解亚洲投资者的偏好变化。调查要求受访者按照重要程度对司法辖区进行评分，结果的排名恰如预测，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位于榜首，香港和新加坡紧随其后。
接着，调查要求受访者按照他们对行业的五年预期，对辖区进行评分。香港和新加坡获得最惊人的涨幅，但没有人预期英属维京群岛和开曼群岛，或毛里求斯、百慕大、萨摩亚和塞舌尔的重要性将相应降低。
由于投资结构日趋多层次，辖区基于各自的竞争优势，如税收中立，税收协定准入或基本地理便利，在产业链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例如，一家私募基金公司可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在香港组建架构，然后在中国大陆拥有资产。一家荷兰贸易公司可将塞舌尔做为通道，而由最终所有人通过一个新加坡实体管理其业务。
在上述案例中，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临时中转站，提供在亚洲进行投资往来的平台：两地所具有良好的信誉、基础设施和人才储备，足以应付复杂的需求，它们还有利于资金募集和接近目标人群的优势。随着监管部门越来越看重实质，将其作为获得税收协定优惠的一项标准，香港和新加坡的在岸元素能够帮助投资者充分利用其离岸结构来从中获益。这也是中岸地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