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晚10点半，一位名叫埃里克•邓肯的人因身体不适，来到美国达拉斯长老会医院急症室就诊，在记录了简单的个人信息后，他与其他5-10名病人被安排在候诊室，等待进一步治疗。
约一个小时后，[注册香港分公司] 一名值班护士询问了他的病情，并作出如下记录：“病人‘腹痛、头晕、感到恶心’”，随后，她给邓肯测了体温：100.1华氏度(约38.38摄氏度)。在这过程中，她没有询问这名病人的旅行记录，这在当时并不是急诊室所要了解的信息之一。
午夜12点半，第一名值班医生在浏览了邓肯当晚已记录的病情后，探视了他，但没有给出进一步诊断意见。
随后，一名急症室主值班护士对邓肯进行了进一步病情评估，并进一步细化了症状描述“急剧的、断断续续的上腹部疼痛，急剧的前额疼痛，眩晕，食欲不振”。
这名护士随后记录了邓肯的旅行记录：“2014年9月20日从非洲赴美国”。但她并没有口头上将这些信息告知急症室值班医生。
随后，邓肯做了一系列常规测试，包括体温、血液常规、CT扫描等，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体温在凌晨3点零2分为103.0华氏度（约39.44摄氏度），3:32分降至101.2华氏度（约38.44摄氏度）。
邓肯的白细胞和血小板比正常范围稍稍偏低，谷草转氨酶（AST）比正常值偏高较多，显示可能存在肝脏功能或肌肉纤维的不正常。CT扫描则显示腹部和头部没有“严重病症”。
9月26日凌晨3:37分，值班医生做出了让病人出院的决定，并记录“病人身体感觉更好，并且能够回家”。最终的出院诊断为鼻窦炎和腹痛。
以上是美国国会17日公布的美国第一例埃博拉患者首次就医的全过程，在出院2天后，邓肯病情恶化，再度入院，9月30日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在全美国甚至全球的关注下，邓肯接受了全力救治，但最终医治无效于10月8日身亡。
关于埃博拉的第一波恐慌在全美蔓延开来，美国主要媒体都开始将有关埃博拉的报道放到显著位置，随后不久，第二例、第三例埃博拉病例接踵而至，美国人开始手足无措。
记得早在7月初时，一名白发苍苍的美国律师就曾跟我说，埃博拉病毒你应该多关注，这会变得很“严重”。
当时，埃博拉病毒已经在西非一些国家和地区传播开来，但西方主流媒体鲜有报道和关注，这名律师了解到该事件，也是因为当时有一名赴西非协助救治埃博拉的美国医生，被怀疑感染了该病毒。
目前，非洲地区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已经接近4500人，一些地区的景象无异于人间地狱，当地的人民开始远离埃博拉病集中的地区，患病者无人敢接近，没有及时的医疗处理，患者的尸体无人敢处理。
如今，这样的恐慌开始蔓延到美国，这个全球经济第一大国，在致命的病毒面前也同样显得脆弱不堪。电视上不断滚动播放着埃博拉的相关新闻，图片中时刻出现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仿佛在应对一场生化战争。
为了安抚美国民众的恐慌情绪，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两次更改日程，将应对埃博拉提上首要日程，召集医疗界专家，组织埃博拉病毒相关问题的讨论，并发表电视讲话，讲话的重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向大众普及埃博拉病毒的相关常识，二是向民众传达信心，坚称政府有能力管控好疾病的传播。
“我理解人们会感到害怕，”奥巴马说，“但大家必须更多地了解疾病本身。”
埃博拉病毒起病急、致死率高，[怎么注册香港公司]是引起人们恐慌的首要原因。美国疾控中心根据过往病例的统计得出，平均潜伏期在10天左右，随后一周左右死亡的患者比例高达70%，对于那些幸免存活的患者，未来身体会受哪些影响还不得而知。
其二，目前对于该疾病，并没有切实有效的治疗措施，没有专门的疫苗。尽管这一病毒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被发现，但近40年后，医学界对该病毒的认识依然有限。
对抗埃博拉病毒，目前的应对办法是早发现、早隔离，避免二次传染，同时仅能对患者的相关症状进行治疗，如输液、维持血压以及应对其他感染症状等，对病毒本身则无可奈何。
针对埃博拉病毒的疫苗正在加紧研制和试验阶段，但美国疾控中心指出，这些初级疫苗产品还未完全通过安全、有效的测试。
在应对第一例和随后两例埃博拉病毒感染事件中，美国疾控防治机构及相关医疗机构的应对措施遭到普遍诟病，17日，美国众议院召开针对此事的听证会，认为联邦卫生部门的官员对于埃博拉病毒的应对不力。
目前为外界所抨击最多的是第一起病例，邓肯在首次入院治疗时，没有被院方怀疑为埃博拉病毒携带者，错失了治疗的最佳良机，也增加了再次向其他人群传播的危险。同时，协助治疗邓肯的第三例埃博拉感染者，居然在这期间可以自由乘坐民航航班，随意接触其他人员，并未受到严格的隔离观察等措施。
达拉斯长老会医院母公司的首席医疗官在作证时强调，该院早在今年7月28日便收到了来自疾控中心的关于埃博拉病毒应对的一些建议，并且这些信息已经向急诊室负责人传达并张贴在急症室中，但被问到医院是否提供了专人的针对埃博拉疾病的紧急应对训练，他的回答是“没有”。
一系列“失误”导致民众对美国相关政府机构应对这些公共卫生事件的信心严重受挫。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上世纪40年代，美国纽约曾爆发天花传染事件，但当时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极高，认为他们有能力控制事态的发展，但如今，民众缺乏这样的信心。
《华尔街日报》专注于金融监管领域报道的资深记者瑞恩•特瑞希（Ryan Tracy）曾对我表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不信任政府，同时他们认为国会的存在完全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即便是一些毫无争议的议题，在国会也无法得到通过�！碧厝鹣Ｋ�。
尽管目前对于新增的两例埃博拉患者是如何被传染的，仍然没有明确结论，但防护措施不到位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美国疾控中心沟通中心副主任艾比盖尔•唐佩（Abbigail Tumpey）表示，此前在8月份提出的防护建议，给了医院很多的“灵活度”，并没有明确的严格的防护措施标准。目前美国疾控中心已经通过提升医护人员的防护设备的要求来应对这一状况。
《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埃博拉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已经从一起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演变为一场政治�；�。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在一方面努力为自己争取选票的同时，极力找各种机会贬损对手。
最近的例子是奥巴马刚刚任命的应对埃博拉病毒的总协调人、[香港商标注册]副总统拜登的前办公室主任荣•克莱恩（Ron Klain），便遭到来自共和党的猛烈抨击，认为他没有任何应对埃博拉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经验。
如果应对埃博拉病毒这一关系到公众健康卫生的事件甚至都演变成两党争夺政治利益的舞台，那么可能是比起埃博拉病毒本身，民众所更需要担心的。但不幸的是，事情可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